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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关,香港的自赎之路

发布日期:2021-10-28 22:08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 

靖海侯

北京,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正如常举行。上周,谭耀宗接到国家防疫部门通知,不予批准参加。这名来自香港的全国人大常委及另外3名香港代表,最终还是缺席了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。

香港坊间觉得,这是一个信号。

苦等了600余天,香港市民本已看到通关的希望。10月7日之前,本地疫情个案连续51天“清零”;而9月26日,特区政府已就通关问题与中央有关部门对接。按照计划,第二次对接会议也在筹备中。“通关在望!”市民这么想,并相信这次会是真的。

10月7日,一宗新的病例出现了。历史重演,关于通关的讨论又被打回原点。失望,在香港社会,再泛起。

通关,是个大问题。将近两年了,两地“断流”,人回不去,经济循环不起来,市民原来畅行两地的工作和生活模式被动修改……社会上,被囿于一城的苦闷情绪,无时不在滋长,无人不以为沉重。

市民每回一次内地,就要在内地隔离二十一天,回来又要居家隔离。内地,近在咫尺,远在天涯。

锺永喜,香港贸发局华东华中首席代表。自2020年年初“封关”开始,来回沪港3次,做了20多次核酸检测,被隔离的时间长达4个多月。“通关,咋这么难呢?”人们都在问。这一问,关乎市民的生活,关乎商人的生计,甚至关系香港未来的生存与发展。

9月初,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》及《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》发布;10月初,本届特区政府第五份施政报告提出,建设“北部都会区”,与深圳携手打造“双城三圈”。

通关都做不到,香港何以把握国家战略机遇,融入国家发展大局,落地实施其发展规划?可这问题,又该问谁呢?

疫情防控,国之大者,港之大者。在《一场香港治理的“公开考”》一文中,靖海侯曾指出,当前香港正进行的斗争,有两场,一场关乎国家主权、安全与发展,一场关乎市民生命、生活与幸福,一场从胜利走向胜利,一场在反复中反复。

2020年11月6日,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会见特首林郑月娥时说:“希望香港把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……”

香港的这头等大事,让市民灼心,让中央挂怀。10月4日,中评社中评智库大数据中心发布数据报告:香港舆情热点显示,在与内地停止正常通关600多天之后,与内地通关已成为香港最大的民意。

民意即民心,而民心是最大的政治。能不能通关,能不能尽快通关,已经是检验特区政府管治能力的重要指标,评价其当下治理水准的关键指标。

通关而不能,原因很简单。18日,特区政府官员在立法会上表示,香港与内地通关是头等大事,双方都很积极。当局不会“偷懒”,会尽一切努力去做。

问题是:1.积极且没有“偷懒”,何以疫情不灭?2.会尽一切努力,是否用尽了“一切的办法”?内地不放心,无疑只是两地不能通关的表层原因。

8月17日,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每周二例行会见传媒时说:“过去两年多,经过‘黑暴’和国安法,整个香港上了很深刻的一课,包括特区政府和我本人。”

止暴制乱是深刻的一课,防控疫情何尝不是深刻的一课。从公开表示不接受全民检测,到试行开展全民检测,从拒绝效仿内地施行封区管理,到签发第一张“禁足令”,从开始到现在,在疫情防控上,特区政府逐步向内地做法靠近,却又始终瞻前顾后、患得患失、若即若离。

市民要通关,内地要安全,香港还在要“特色”。

近日,香港社会就推出“健康码”(通关码)展开讨论。政府表示,特区政府将会向内地专家回馈意见,包括“健康码”只用于通关、自愿安装、无记名追踪功能,希望免检疫回内地的市民,必须提交过去一段日子的行程、住址等资料。

因所谓私隐资料,不具精准的追踪功能;因所谓自由选择,让市民自行申报行程。如此有“特色”的健康码,可以管控疫情吗?思维的惯性,路径的依赖,社会舆论的掣肘,事事处处“思虑过盛、顾忌太多”,让特区政府总有踯躅和迷茫,总是少了一些果断和坚毅。

这不是尽一切努力。

实现通关的不二法门,就是全面对接内地防疫做法。通关是两方面的事,不可能“一厢情愿”。实现通关的条件,无非有六:

1.香港疫情可控;2.内地疫情可控;3.两地防疫标准一致;4.两地防疫举措同步;5.两地防疫过程相通;6.两地有对疫情共同的识别、判定和溯源能力。

很明显,一个不完整的“健康码”,不足以达到上面的要求。有关部门说,希望双方(两地)在防疫抗疫上进一步拉近双方做法。“拉近”解决不了通关的问题,能解决通关问题的只能是“一致”。

走向通关的路径,已经很清晰。

抄作业。

疫情防控,又岂止是疫情防控。疫情防控于香港,不只是一项具体的民生工作;于特区政府官员,不只是一项具体的治理动作。它涉及香港的全局和整体利益,涉及两地的经济社会合作,涉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、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,更涉及中央对特区政府管治能力的评价。

通关问题,所折射和映照的,其实就是香港要秉持的管治理念问题,要选择的治理模式问题,要走向的发展路径问题,要不要在“一国两制”框架内守正创新的问题。

造成通关屏障的,正是思想的屏障。

这些思想屏障,仍广泛且深刻地存在于一些人的头脑中:

1.高度自治的边界感过剩。对涉及特区社会民生事务的议题,总是自觉与内地各方保持距离,害怕自己“过界”,防范他人“越界”。

2.香港“两制”的防范心太重。认清了“一国”为本的问题,但固守“两制”先行的观念,固执地认为“一国”和“两制”存在内生矛盾和冲突,遇到问题时总以“两制”审视“一国”,拿本地法律当“挡箭牌”,强调香港的“特殊性”。

3.传统体制的优越感过强。深刻认同港英政府传承下来的制度框架和治理模式,迷信西方价值观念和标准体系,常以欧美国家为参照系,仰视西方,漠视内地,对改革发展感到焦虑。

坚持高度自治,却是画地为牢;坚持“一国”之本,却是“两制”先行。特区一些人所存在的“情感障碍”和“认知失调”问题,影响着其谋求改革发展的意志,羁绊着其推动改革发展的步伐。疫情防控上如此,其他很多事项也是如此。

靖海侯早前曾指出,疫情防控于香港,是要被动承担的工作,也可以成为一场“社会实验”,一个在治理香港上摆脱思维惯性、理念束缚、路径依赖的大好机遇。

“一国两制”下的香港,有独特制度优势,其独特不能只理解为香港资本主义制度的独特,还在于可以整合两地制度各自优势的独特。以人之长、补己之短,国家所需、香港所长,不融会不足以融合,不整合各自优势不足以整合各方力量。在熵增的规律下,香港要保持活力和竞争力,必须尽最大可能借鉴吸收一切外部的积极因素,才能让其独特的制度有动能、可持续、得生长。

疫情防控,正是一场香港治理的“实验”。而如果特区不在疫情防控中完成这样的“实验”,今后香港若遭遇如新冠疫情一样重大的危机,香港不会有新机、不会开新局、不会实现新跨越。

19日,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评价香港社会关于“健康码”的争议时说,“爷孙两人谁骑驴,干路人甲路人乙什么事?不好阻住整个地球转,将简单事情复杂化。”

解决“健康码”的问题,再简单不过了:1.要去内地,就得安装“健康码”,不安装,可以不去;2.要安装“健康码”,就得接受被追踪被记录,不接受也可以不用安装;3.不安装“健康码”的,继续适用原有隔离政策。本质上,“健康码”是公共卫生管理工具,防范的是个人风险更是群体性、区域性和趋势性风险,其功能不只是面向个人的。还有什么好讨论的呢?

1月11日,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说,“理念是行动的先导……发展理念是否对头,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。”

一场危机,危中有机。特区政府要证明自己有行政主导的能力,在危机中育新机、在变局中开新局,救市民和香港于疫情之水火。唯有改革,唯有创新,唯有放下思想的包袱。防控疫情如此,破解香港经济民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亦如此。这正是香港要走的“自赎”之路。

也会因为如此,市民希求的通关之路将不再漫长。

原文刊于“靖海侯”微信公众号

来源:大公报